夜里两点，三个警察叫开了我家的门，把我给带走了。

　　坐在警车里，我脑子里塞满问号，这是怎么啦，犯什么大事了，警察竟然特地在我熟睡的时候带走我，在我问出声来是时候，左边的胖脸警察冷冷说了声：“去了就知道了！”，右边的瘦警察也不耐烦的甩来一句：“没事半夜三更找你干嘛呀？”得，还是警匪片里惯用的对白，我心里更没有底了。

　　公安分局三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中十几个警察还在紧张地开什么会分析着什么案情，桌上除了笔记本，还有一碗碗吃剩的方便面和一只只放满烟头的烟灰缸，每个人的脸上写满了疲倦。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挥手一示意，我又被搁在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冷着”，半小时过去了，也没有人来理会我。

　　这半个小时，我心里那可算是翻江倒海了，活这么大岁数，做文字工作多年，也没少和警察打交道，象今天这样的冷遇还头一遭。自己清楚自己，谈不上有违法犯罪的行为，作为某都市报地方特约记者，够老实够清贫，甚至有点循规蹈矩，“个人行为”上无可指责。那么是不是“职务行为”上给自己带来麻烦？近两年写了不少社会民生新闻，在里面说的真话太多，虽然老百姓看了直叫痛快，可却使当官的很没面子，听说我曾写的一篇河流污染的报道，被报道的乡镇到市县几级官老爷因此没有睡好觉。那一段，老是有人来吃请说情，被我玩傲慢来了个死不到场拒绝了，某某官职带“长”字的那位早就扬言要修理修理我，莫非今天到了他们算账的时候了？看来今天要挖个眼子把我栽进去？想到这，我又嘲笑起自己来，咱们公安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我为民请愿，何惧怕东南西北风。可回过头来一想，看今天夜里这架势，一帮大老爷儿们晚上不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睡觉，事儿办得还挺认真的，可别把我扯进意想不到的人犯的意想不到的案子里，说不清道不明把我来个“正在调查之中”在黑屋子里住上一阵子，那我就惨了，明天同事见不到我，问起来让家里人怎么回答呀，人言可畏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急得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起来，一抬脚猛踹了一下办公桌，那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响。闻声走来一个年轻的警察冲我一瞪眼：“干什么你？老实点好不好！”嘿，你瞧这小警察，嘴上连胡子都没有，冲着我又一副训罪犯的口气，我怎么招惹你们警察了，啊？窗外，弯月孤零零的挂在天上，有凉风吹来，心想着家里人此时不知道该怎样牵挂我，一丝凄凉感袭上心头，半小时前，我的老妈妈看我被警察带出门，她老人家摸索衣服颤巍巍地从床上下来，即刻就有儿子“犯罪一去不复返”样子，现在的她在家里还不知道该有多伤心。此时，我都快崩溃了。

　　来了一个高个子警察，他没有任何表情，不紧不慢地问了我的身份，还捣鼓了一阵电脑，记录了一大串一般信息后，问话逐渐进入正题，问我刚过去的白天干了些什么，我不加思索照实说了，说因为最近写了一篇贫困学生的报道，有好心读者把捐款汇给我，我在上午约来了那位学生，把钱当面转交；下午市区一街道发生了一起一男子不明原因坠亡事件，又去现场观察并采访目击者等等。

　　无聊的一问一答进行了一刻钟，记录中的高个子警察清清嗓子又郑重其事的问：“你晚上六点钟打过什么电话？”

　　电话？什么电话？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一天打过好多电话，难道是电话出了问题？难怪在我家时，带我来的警察除了问我姓名就问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我为什么被带进来，根源就出在电话上？噢，我的心绪突然象在胡同里拐了半天弯猛的见到了大路似的，明白了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今天下午从坠亡现场回家，我赶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社会新闻稿，虽然所有的目击者都说那位坠楼者当场死亡，我也从多方证实了这一信息，最后在完稿时还是抱着慎重的新闻写作态度，想再核实一下坠楼人的情况，打电话打向急救中心询问，在确认事实后我才放心按下了向报社发稿的“发送键”。

　　事后得知，和我这才料想的一样，此男子坠亡事件很快被警方定性为谋杀案件，并在当晚成立专案组抓紧破案，在搜集破案线索时，接到急救中心举报，说某时某分有一男子在显示为某某号码的电话中问寻坠楼人是否真的死亡，警方认为这打电话的人很可疑，就不动声色地通过技术手段摸到了电话使用处，也就是我的家。

　　凌晨四点我被警车送回家，还是那三个警察，可在车子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于来的时候已经那样了，说着话还扬着笑，还表示要和我成为好朋友，看，原来外表生硬的警察温柔起来也不一般。

　　天亮了，“男子坠亡”的短新闻出现在了报纸上，街头巷议的这起事件传闻又因此火热起来。白天里，我张大嘴巴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地把夜里遭遇警察经历吐了出来，把同事们乐得个个象煮熟的虾米，说我“真倒霉”，写新闻竟然写进了公安局。谈笑间，我在心底倒有了一个很真实的收获，当我和家人进入在甜美梦乡、当我忙碌地奔跑在城市街头，其实还有忠于职守的警察们在默默守护着我和大家。

　　体验这场美丽的误会，也体验到一种另类的安全感。